郑家溉墓

郑家溉墓位于开慧镇上华山村（原属白沙乡）塘冲里。墓冢呈圆顶形，墓顶有半圆石球，墓围前低后高，墓后正中竖青石墓碑，刻“清翰林郑公家溉大人之墓”及夫人合墓字样。墓前有八字型墓道和石砌香炉。

郑家溉(1873—1944)，今开慧镇上华山村塘冲里人，字从耘，号筠园，清翰林，生于官宦、私塾世家。曾祖父郑敦谨为晚清刑部尚书，有“郑青天”之称。父郑业楷，是位老秀才。郑家溉少时家贫，常将笋壳叶捶膜、留筋、扎成笔，用破瓦盆调黄泥水代墨砚，石板当纸，临帖习字。

在封建科举应试中，郑家溉亦坎坷而不气馁。14岁开始，一连15次不第，直到29岁才中秀才、举人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取进士，点翰林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定居北京。

辛亥革命后，郑家溉不满军阀割踞、政府腐败，辞官不做，以卖字为生。1915年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后，他愤慨之极，痛斥袁世凯为“卖--”“翻复小人”。为避袁世凯纠缠，他避居天津，然后返回长沙。1916年，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，郑家溉返回北京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成立伪满洲国，礼聘清朝旧臣，郑家溉的座师陈宝琛及其他宿交，咸相敦劝。郑家溉不为所动。1934年郑家溉居北京时，伪满洲国“总理”郑孝胥劝其出任“尚书府大臣”。郑家溉厉声吼道：“苏堪（郑孝胥字）昏溃，清室岂可复兴?日本岂可与之为友?这等--勾当，何为污我。”高风亮节，毅然携眷南返。

嗣后郑家溉居长沙织机街白果园，名公馆为筠园。郑家溉返乡归隐后，除与余嘉锡、高阁仙、杨树达、王啸苏等学者交往甚密外，与一切朝野显贵不相往来，而平日与乡民相处融洽。有时到长沙城内卖文鬻字并乐于应书法爱好者之请，为写各种书体的联幅。当时，郑书对联及大字招牌，在省会长沙及各处名胜到处可见。

郑家溉笃信佛教，曾与湖南的一些耆老，在长沙天心阁下鲇鱼山设“居士林”，诵经拜佛，一度担任居士林林长。他曾在长沙坡子街师古斋纸庄运腕挥毫，书写条幅、中堂，而在落款后盖“癸卯翰林”的印章。

随着日军逼近湖南境内，郑家溉更忧心忡忡，恨自己年岁已高，不能亲上战场杀敌。他与友人聚会时，谈论最多的是时局问题。当友人问他：“万一湖南沦为敌手，郑公将何以自处？”他慷慨激昂地回答：“有吾宗先例在，我做不到郑成功，也要做郑所南(郑所南系南宋诗人，宋亡后，隐居苏州，匾其室日“本穴世界”，意为坐卧必南向，以示不忘宋室)；万一落入敌手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”；“与其奄奄而毙，不如烈烈而亡” 。

1944年6月18日，长沙失守，百姓纷纷逃难。郑家溉携一女、一孙避难湘乡，寄居在七宝峰下胡玉麟家。21日，湘乡沦陷，他来不及避开。日寇得知后，于8月27日闯进胡家，强迫郑家溉出任维持会长。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宁死也不能为侵略者卖力。”日-对准他的胸膛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不同意，就只有死。”当即将他押往新桥附近的日军司令部。当走到檀树塘边时，郑见满塘清水，再也不走了。日军将其押到塘边一间瓦屋，由两个汉奸看守，一伙到附近百姓家抢掠去了。郑家溉见机，一个箭步处冲出门外，纵身跳入塘中。日寇闻讯赶来，朝塘中扫射一阵走了。第三天，遗体浮出水面，被当地看水的两个农民打捞上来，掩埋在对面小山上。后安葬故里。

老先生惨遭杀害的噩耗传出，激起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。爱国人士纷纷发表文章，赞颂老先生爱国情操与崇高人格，对老先生深表痛悼、怀念之情。

中共《新华日报》撰文颂扬其爱国精神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撰文：“长沙老翰林郑家溉，拒绝任维持会长职务而遭杀害，以死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”、“这就是四万人民被屠杀而愤怒中的新产物”。

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，派程潜将军在重庆举行公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维汉代表中央统战部写信慰问其家属：“天安门前为之树碑纪念的无数永垂不朽的先烈中有家溉老先生在内。”

2009年，在对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塔陈列室重新布展时，增添了郑家溉的肖像和生平事迹，供人瞻仰。